考研前一天，我烧到39度依然走进了考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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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度

那年的冬天格外冷,宿舍窗玻璃上结着冰花，像谁把心事都刻在了上面。

考前最后一个月,我把所有参考书摞在床头，堆成一座小小的墙，每天凌晨四点，闹钟响了，我就从那堵墙后面爬起来，就着走廊里声控灯忽明忽暗的光，背那些永远记不住的政治大题，走廊尽头是盥洗室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像在给倒计时读秒。

考前一天下午,我开始觉得冷。

起初以为是坐得太久,血液循环不好，站起来活动，却发现膝盖在打颤，手背贴上额头，烫得缩回来，找出体温计，五分钟以后，水银柱稳稳停在39 。

我坐在床沿上,看着那个数字，忽然笑了，多像一个玩笑——你准备了这么久，以为万事俱备了，可偏偏漏算了这一样：你会生病。

室友们都去考场踩点了,宿舍里只剩我一个，我裹着被子躺在床上，听着自己的心跳，每一下都沉重得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，窗外有风声，有远处操场上有人跑步的脚步声，有更远处食堂排风扇嗡嗡的声响，这些日常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远，像是隔着一层水传过来的。

我闭上眼睛,脑子里却开始放电影，春天决定考研时那种破釜沉舟的心情，夏天一个人在自习室待到保安来赶，秋天看着银杏叶从绿变黄，冬天在图书馆门口排队，手指冻得连书都翻不开，这些画面一帧一帧地过，最后定格在床头那摞参考书的侧脊上——每一本的侧边都磨出了毛边，那是我翻过无数遍的痕迹。

夜里烧得更厉害了,浑身滚烫，像被架在文火上慢慢烤，迷迷糊糊之间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在考场里答题，笔却写不出字，我拼命地写，纸上还是一片空白，惊醒过来，一身冷汗，温度计又量了一次，39度2。

凌晨五点,我吃了退烧药，药片卡在喉咙里，咽了好几口水才下去，我对着镜子看自己，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却发白，眼睛里有血丝，像一张被揉皱的草稿纸。

然后我穿好衣服,羽绒服、围巾、手套，一样一样地往身上裹，出门的时候，天还是黑的，路灯的光是昏黄的，照在积雪的路面上，像一层薄薄的蜜。

走到考场门口时,排队的人已经拐了好几个弯，我站在队伍里，前后都是沉默的、年轻的面孔，没有人说话，每个人都低着头，像是在心里默念着什么，呼出的白气在面前散开，很快又消失。

进考场前要测体温,监考老师拿着额温枪对着我的手腕“嘀 ”了一下，屏幕显示37度8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说：“吃过药了。”他没说话，挥挥手让我进去了。

找到座位坐下,把文具袋放在桌上，手还在抖，分不清是冷还是紧张还是发烧，开考铃响的时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翻开试卷。

第一道题,不会，第二道题，想不起来，第三道题，脑子像一团浆糊，我把笔放下，闭上眼睛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重，像一台老旧的鼓风机。

然后我想起了那个梦,梦见笔写不出字，纸上一片空白。

我睁开眼睛,重新拿起笔，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字：“写。”

写下去,不管对不对，先写下去，一个字，再一个字，渐渐地，那些背过的知识点像埋在雪地里的种子，被一点点刨出来，露出一点点绿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像春蚕啃食桑叶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那场考试，我考了第三名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每年十二月，我都会想起那个冬天的早晨，想起39度的体温，想起那个在草稿纸上写下“写 ”字的自己，那时候我才明白，有些路，不是等你准备好了才走，而是你走上了，才算准备好了，就像那场发烧，它没有让我错过什么，它只是让我知道——有些光，要在最暗的时候，才看得见。